臨安春雨初霽（宋·陸游）

陸游的這首《臨安春雨初霽》寫于淳熙十三年（1186），此時他已六十二歲，在家鄉山陰（今浙江紹興）賦閑了五年。詩人少年時的意氣風發與壯年時的裘馬清狂，都隨著歲月的流逝一去不返了。雖然他光復中原的壯志未表，但對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的軟弱與黑暗，是日益見得明白了。這一年春天，陸游又被起用為嚴州知府，赴任之前，先到臨安（今浙江杭州）去覲見皇帝，住在西湖邊上的客棧里聽候召見，在百無聊賴中，寫下了這首廣泛傳誦的名作。
自淳熙五年李宗召見了陸游以來，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兩任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家后五年，更是遠離政界，但對于政治舞臺上的傾軋變幻，對于世態炎涼，他是體會得更深了。所以詩的開頭就用了一個獨具易動的巧譬，感嘆世態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紗。世情既然如此淺薄，何必出來做官？所以下句說：為什么騎了馬到京城里來，過這客居寂寞與無聊的生活呢？
「小樓」一聯是陸游的名句，語言清新雋永。詩人只身住在小樓上，徹夜聽著春雨的淅瀝；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傳來了叫賣杏花的聲音，告訴人們春已深了。綿綿的春雨，由詩人的聽覺中寫出；而淡蕩的春光，則在賣花聲里透出。寫得形象而有深致。傳說這兩句詩后來傳入宮中，深為孝宗所稱賞，可見一時傳誦之廣。歷來評此詩的人都以為這兩句細致貼切，描繪了一幅明艷生動的春光圖，但沒有注意到它在全詩中的作用不僅在于刻劃春光，而是與前后詩意渾然一體的。其實，「小樓一夜聽春雨」，正是說綿綿春雨如愁人的思緒。在讀這一句詩時，對「一夜」兩字不可輕輕放過，它正暗示了詩人一夜未曾入睡，國事家愁，伴著這雨聲而涌上了眉間心頭。李商隱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是以枯荷聽雨暗寓懷友之相思。陸游這里寫得更為含蓄深蘊，他雖然用了比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還是要表達自己的郁悶與惆悵，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為背景，才與自己落寞情懷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這明艷的春光中，詩人在作什么呢？于是有了五六兩句。
「矮紙」就是短紙、小紙，「草」就是草書。陸游擅長行草，從現存的陸游手跡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風韻瀟灑。這一句實是暗用了張芝的典故。據說張芝擅草書，但平時都寫楷字，人問其故，回答說，「匆匆不暇草書」，意即寫草書太花時間，所以沒功夫寫。陸游客居京華，閑極無聊，所以以草書消遣。因為是小雨初霽，所以說「晴窗」，「細乳」即是徹茶時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分茶」指鑒別茶的等級，這里就是品茶的意思。無事而作草書，晴窗下品著清茗，表面上看，是極閑適恬靜的境界，然而在這背后，正藏著詩人無限的感慨與牢騷。陸游素來有為國家作一番轟轟烈烈事業的宏愿，而嚴州知府的職位本與他的素志不合，何況覲見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國家正是多事之秋，而持人卻在以作書品茶消磨時光，真是無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頭的怨憤，寫下了結尾兩句。
陸機的《為顧彥先贈婦》詩中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淄」，不僅指羈旅風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惡濁，久居為其所化的意思。陸游這里反用其意，其實是自我解嘲。「莫起風塵嘆」，是因為不等到清明就可以回家了，然回家本非詩人之愿。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讀這首《臨安春雨初霽》，也許會以為它并不是出自「鐵馬金戈」、「氣吞殘虜」的陸放翁之手。詩中雖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卻更隱含著「世味薄似紗」的感傷之情和「閑作草」「戲分茶」的無聊之緒。這是與高唱著「為國戍輪臺」而「一身報國」的陸游的雄奇悲壯的風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首聯開口就言「世味」之「薄」，并驚問「誰令騎馬客京華」。陸游時年已六十二歲，不僅長期宦海沉浮，而且壯志未酬，又兼個人生活的種種不幸，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發出悲嘆，說出對世態炎涼的內心感受。這種悲嘆也許在別人身上是無可疑問的，而對于「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的陸游來說，卻顯得不盡合乎情理。此詩是淳熙十三年陸游在山陰時奉詔入京，被任命為嚴州知州的時候所作。對于一生奮斗不息、始終矢志不渝地實現自己的報國理想的陸游來說，授之以權，使之報國有門，竟會引起他「誰」的疑問，不是有點奇怪嗎？
頷聯點出「詩眼」。聽了一夜的春雨，次日清晨又聽到深巷叫賣杏花，淡雅的春意油然而生，令人想起江南濕漉漉、綠幽幽、亮晶晶、香噴噴的春色，濃而淡，淡而又深，深而且遠。但細品一下，詩人聽了一夜的春雨，并未入眠。在這春夜里他為何事輾轉反側呢？那遠遠傳來的如斷如續的賣花聲，又能給他一些什么樣的愉悅和撫慰呢？不能。只有詩人一個人在清幽得空寂的春晨中獨自惆悵。接下去的頭聯不更道出了他的這種心情嗎？「閑作草」、「戲分茶」，一生出入于戰場生死，貫游于天南海北，時刻思慮著報國和愛民的陸游，竟也「 閑」而又「戲」了！在詩人眼中，臨安春色，何其清淡寡味，人情何其冷漠，世味何其索薄，壯志更是無從去提起一字，只有在「閑」「戲」中打發時光。
尾聯雖不象古人抱怨「素衣化為緇」（晉陸和作《為顧彥先贈好》：「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卻也聲稱清明不遠，應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謂「人間天堂」的江南臨安久留。詩人應召入京，卻只匆匆一過，便拂袖而去。
整個一首詩，雖然寫春，卻不是歡春；雖不是傷春，也是「薄」春。春天雖美，但在心情郁悶的作者心目中，卻引不起多少留戀。
在陸游的眾多著名詩篇中，有壯懷激烈的愛國憂民之作，如《關山月》、《出籬門迎涼有感》；有寄夢抒懷、悲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這些詩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陳詞，就是筆墨縱橫，撫古思今，都是雄壯的大氣磅礴之作；作者也有優美淳樸的鄉村生活描寫，如《游山西村》；也有緬懷愛情、追思往日幸福的傷感之作，如《沈園》。等等這些，都與《初霽》極不相似。《初霽》沒有豪唱，也沒有悲鳴，沒有憤憤之詩，也沒有盈盈酸淚，有的只是結腸難解的郁悶和淡淡然的一聲輕嘆，「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陸游自王炎調離川陜后，也于淳熙五年（1178）在蜀東歸，在福建、江西、浙江一帶做低級官吏。「怖懼幾成床上伏，艱難何啻劍頭飲」的處境，和在王炎手下得以重用的情形是大不一樣的。淳熙十三年春，作者奉詔入京，接受嚴州知州的職務，在臨安寫了此詩。嚴酷的現實，使他不得不對朝廷對皇帝，對人生對社會作出一些陰暗的結論。與他的許多寄夢詩不一樣，在深夜，萬籟俱寂時，作者眼前沒有現實生活的情景攪擾，可以對著曠遠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說任何放言達詞。而身在繁榮帝都，作者卻身不由己。臨安城雖然春色明媚，但官僚們偏安一隅，忘報國仇，粉飾太平。作者是時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氣象和繁榮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聵，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壯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無法托情夢，只好借春色說愁緒，把春天寫成了無情之物。
可以說《初霽》反映了作者內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戰場上、幕帳中和夜空下高唱報國之外，偶爾也有惆悵徘徊的時候。在幾乎同時所作的《書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現了一貫的豪情。《書憤》在一定意義上是作者對自己悲壯一生的總結。「早歲那知世事艱」，卻終有膽量說「千載誰堪伯仲間」，把一生留給歷史公斷。《初霽》、《書憤》的比較可以顯現出詩人感情思想的一個短時期的反復。陸游畢竟是陸游，他不會永久地停留在「閑」「戲」之上的。不久后他在嚴州任上，仍堅持抗金，并且付諸行動，表達于詩文，終于又被以「嘲詠風月」的罪名罷官。他的綿綿「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中，發展成了「鐵馬冰河入夢來」的急風暴雨。
一個詩人的性格是復雜的，一個始終剛強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難免間或惆悵抑郁。這種抑郁惆悵與其雄奇悲壯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悵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強烈的情懷的噴發。詩中一開頭就道「世味薄似紗」，正是作者對現實的否定，也體現出作者的剛直氣節。詩末拂袖而去，也是詩人對浮華帝都的不屑。因此，透過原詩的表面，我們依稀仍可看見一個威武不屈的形象，這個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貫的自己。 (錢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