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兵曹胡馬詩（唐·杜甫）

自漢《天馬歌》以來，至李、杜集中諸馬詩始皆超絕，蘇、黃及張文潛畫馬詩亦然，他人集所無也。學者宜自檢觀。

劉曰：仿佛老成，亦無玄黃，亦無牝牡（「所向」二句下）。

唐云：詠物詩最雄渾者。

趙子常曰：此詩詞氣落落，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區區模寫體貼以為詠物者，何足語此。

「有如此」三字，挽得有力（「驍騰」句下）。期房立功萬里之外。結處必見主人，此唐賢一定之法（末句下）。

鐘云：讀此知世無癡肥俊物（首二句下）。譚云：贈俠士詩。鐘云：肚人疑「與人一心成大功」句，請從此五字思之（「所向」二句下）。

「風入四蹄輕」，語俊。「真堪托死生」，詠馬德極矣。……「萬里橫行」則并及兵曹。

趙云龍曰：以雄駿之語發雄駿之思，子昂《畫馬》恐不能如此之工到。

馮舒：落句似復，馮班：力能扛鼎，勢可拔山。何義門：第五、馬之力；第六，馬之德。紀昀：后四句撇手游行，不局于題，妙。仍是題所應有，如此乃可以詠物。無名氏（甲）：凡經少陵刻畫，便成典故，堪與《史》、《漢》并稱。

張鋋曰：此四十字中，其種其相，其才其德，無所不備，而形容痛快，凡筆望一字不可得。趙汸曰：前輩言詠物詩，戒粘皮著骨。公此詩，前言胡馬骨相之異，后言其驍騰無比，而詞語矯健豪縱，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所謂索之驟黃牝牡之外者。區區模寫體貼，以為詠物者，何足語此！

「竹批」句小巧，對得飄忽，五、六，便覺神旺氣高。

子美詩神化乃爾。

少陵詠馬及題畫馬諸詩，寫生神妙，直空千古，使后人無復著手處。

孤情迥出，健思潛搜，相其氣骨亦可橫行萬里，此與《畫鷹》二篇，真文家所謂沉著痛快者，李因篤曰：五、六如詠良友大將，此所謂沉雄。

句束住（「驍騰」句下）。前半論骨相，后半并及性情。「萬里橫行」指房兵曹，方不粘著題面。

五言律亦可施議論斷制，如少陵「胡馬大宛名」一首，前四句寫馬之形狀，是敘事也；「所向」二句，寫出性情，是議論也；「驍騰」一句勒；「萬里」一句斷。此真大手筆。雖不易學，然須知有此境界。

結「萬里」句與「所向」句稍復，雖云五著馬，八著人，細看終有復意。前半先寫骨格神俊，后半能寫出血性。王漁洋云：「批」、「峻」字令人以為怪矣。西樵云：落筆有一瞬一里之勢。

此與《畫鷹》詩，自是年少氣盛之作，都為自己寫照。……字字凌厲。其煉局之奇峭，一氣飛舞而下，所謂嚙蝕不斷者也。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與歌行名篇一副筆墨。

三、四工警，人盡知賞。五、六作白話，用旺氣出之，質而能壯，雄時不枵，此關氣魄，躍躍然，都無筆墨，不知者將無目之學究語？結亦乃稱。

這是一首詠物言志詩。注家一般認為作于開元二十八年（740）或二十九年，正值詩人漫游齊趙，飛鷹走狗，裘馬清狂的一段時期。詩的風格超邁遒勁，凜凜有生氣，反映了青年杜甫銳于進取的精神。
詩分前后兩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寫馬，是實寫。詩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傳神之筆為我們描畫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馬」。它來自大宛（漢代西域的國名，素以產「汗血馬」著稱），自然非凡馬可比。接著，對馬作了形象的刻畫。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提出「六法」，第一為「氣韻生動」，第二即是「骨法用筆」，這是作為氣韻生動的首要條件提出來的。所謂「骨法」，就是要寫出對象的風度、氣格。杜甫寫馬的骨相：嶙峋聳峙，狀如鋒棱，勾勒出神峻的輪廓。接著寫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銳利勁挺，這也是良馬的一個特征。至此，駿馬的昂藏不凡已躍然紙上了，我們似見其咴咴噴氣、躍躍欲試的情狀，下面順勢寫其四蹄騰空、凌厲奔馳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兩個動詞極其傳神。前者寫雙耳直豎，有一種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寫四蹄生風，而寫風入四蹄，別具神韻。從騎者的感受說，當其風馳電掣之時，好象馬是不動的，兩旁的景物飛速后閃，風也向蹄間呼嘯而入。詩人刻畫細致，維妙逼真。頷聯兩句以「二二一」的節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寫馬的氣概，「輕」寫它的疾馳，都顯示出詩人的匠心。這一部分寫馬的風骨，用的是大筆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細節一概略去，只寫其骨相、雙耳和奔馳之態，因為這三者最能體現馬的特色。正如張彥遠評畫所云：「筆才一二，象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歷代名畫記》）這就是所謂「寫意傳神」。
詩的前四句寫馬的外形動態，后四句轉寫馬的品格，用虛寫手法，由詠物轉入了抒情。頸聯承上奔馬而來，寫它縱橫馳騁，歷塊過都，有著無窮廣闊的活動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險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賴。這里看似寫馬，實是寫人，這難道不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勇敢的將士、俠義的豪杰的形象嗎？尾聯先用「驍騰有如此」總挽上文，對馬作概括，最后宕開一句：「萬里可橫行」，包含著無盡的期望和抱負，將意境開拓得非常深遠。這一聯收得攏，也放得開，它既是寫馬馳騁萬里，也是期望房兵曹為國立功，更是詩人自己志向的寫照。盛唐時代國力的強盛，疆土的開拓，激發了民眾的豪情，書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業，封侯萬里。這種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駿馬來表現確是最合適不過了。這和后期杜甫通過對病馬的悲憫來表現憂國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語。
南朝宋人宗炳的《畫山水序》認為通過寫形傳神而達于「暢神」的道理。如果一個藝術形象不能「暢神」，即傳達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無生命的。杜甫此詩將狀物和抒情結合得自然無間。在寫馬中也寫人，寫人又離不開寫馬，這樣一方面賦予馬以活的靈魂，用人的精神進一步將馬寫活；另一方面寫人有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現。前人講「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粘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錢泳《履園談詩》），這個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黃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