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對酒（唐·杜甫）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跡，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煉之語？」

三、四，詩家一格，出于偶然。徐師川詩無變化，篇篇犯此。少陵為諫官而縱飲懶朝如此，殆以道不行也。

劉云：四句亦自恣肆（「苑外江頭」叫句下）。

蔡夢弼曰：「揚」自對「桃」、自對「黃」、謂之「自對格」。周敬曰：次聯語入漫興，而含意深，尾句氣飽。黃家鼎曰：磊磊落落」、自成一調。小縱繩墨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是能傾倒。律詩不受律縛。周珽曰：對酒幽懷，排遣在「久判」、「真與」四字；由識得透，故放得下，通篇機神淋快。

《丹鉛錄》：梅圣俞「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黃山谷「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李若水「近村得雨遠村同，上川波流下川通」，其句法皆自杜來。

首句即末句，只是一意。如春云縈回，人漫疑其首尾。

頷聯寫一時偶然之景，遂為后賢粉本。

觀數詩，公在諫垣必有不得其志者，所以不久即出。張上若云：此與《曲江》二首，流便真率，已開《長慶集》一派，但其中仍有變化曲折，視元白務取平易者不冂耳，苑外、江頭合寫，亦是霏微之景（「桃花細逐」二句下）。

陳德公曰：三、四作態耳，仍是婉雋之筆，五、六質語，亦用婉筆，不失雅韻。初年去王、岑不遠，居然可見。評：三、四是各自為對法，五、六質而能婉，迥異宋人。結即承此說下意。

這首詩寫于乾元元年（758）春，是杜甫最后留住長安時的作品。
一年以前，杜甫只身投奔肅宗李亨，受職左拾遺。因上疏為宰相房琯罷職一事鳴不平，激怒肅宗，遭到審訊。以后，雖仍任拾遺，但有名無實，不受重用。杜甫無所作為，空抱報國之心，不免滿腹牢騷。這首《曲江對酒》便是詩人此種心境的反映。
曲江，即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市東南，因池水曲折而得名，是當時京都的第一勝地。
前兩聯是曲江即景。「苑外江頭坐不歸」，苑，指芙蓉苑，在曲江西南，是帝妃游幸之所。坐不歸，表明詩人已在江頭多時。這個「不」字很有講究，如用「坐未歸」，只反映客觀現象，沒有回去；「坐不歸」，則突出了詩人的主觀意愿，不想回去，可見心中的情緒。這就為三、四聯的述懷作了墊筆。
以下三句，接寫坐時所見。「水精宮殿轉霏微」，水精宮殿，即苑中宮殿。霏微，迷蒙的樣子。在「宮殿」、「霏微」間，又著一「轉」字，突出了景物的變化。這似乎是承「坐不歸」而來的：久坐不歸，時已向晚，故而宮殿霏微。但是，我們從下面的描寫中，卻看不到日暮的景象，這就透露了詩人另有筆意。浦起龍《讀杜心解》曾將詩人這一時期所寫的《曲江二首》、《曲江對酒》、《曲江對雨》，跟作于安史之亂以前的《麗人行》作過比較，指出：「此處曲江詩，所言皆‘花’、‘鳥’、‘蜻’、‘蝶’。一及宮苑，則云‘巢翡翠’，‘轉霏微’，‘云覆’，‘晚靜’而已。視前此所詠‘云幕’，‘御廚’，覺盛衰在目，彼此一時。」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宮殿轉霏微」所顯示的，即是一種虛空寥落的情景，這個「轉」字，則有時過境遷的意味。
與此適成對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短短一聯，形、神、聲、色、香俱備。「細逐」、「時兼」四字，極寫落花輕盈無聲，飛鳥歡躍和鳴，生動而傳神。兩句襯托出詩人的此時的心緒：久坐江頭，空閑無聊，因而才這樣留意于花落鳥飛。「桃花細逐楊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楊花語」，后杜甫「自以淡筆改三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由擬人法改為描寫法。何以有此改？就因為「桃花欲共楊花語」顯得過于恬適而富有情趣，跟詩人當時仕途失意，懶散無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這一聯用「自對格」，兩句不僅上下對仗，而且本句的某些字詞也相對。此處「桃」對「楊」，「黃」對「白」。鳥分黃白，這是明點，桃楊之色則是暗點：桃花紅而楊花白。這般色彩又隨著花之「細逐」和鳥之「兼飛」而呈現出上下飄舞的動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異常絢麗。
風景雖好，卻是暮春落花時節。落英繽紛，固然賞心悅目，但也很容易勾起傷春之情，于是三、四聯對酒述懷，轉寫心中的牢騷和愁緒。
先寫牢騷：「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判，讀潘，「割舍之辭；亦甘愿之辭」（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這兩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縱酒，早就甘愿被人嫌棄；我懶于朝參，的確有違世情。這顯然是牢騷話，實際是說：既然人家嫌棄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參？正話反說，更顯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這里所說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之輩，牢騷已經發到了肅宗李亨的頭上。詩人素以「忠君」為懷，但失望過甚時，也禁不住口出微辭。以此二句，足見詩人的憤懣不平之氣。
最后抒發愁緒：「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滄洲，水邊綠洲，古時常用來指隱士的居處。拂衣，指辭官。這一聯是說：只因為微官縛身，不能解脫，故而雖老大傷悲，也無可奈何，終未拂衣而去。這里，以「滄洲遠」、「未拂衣」，和上聯的「縱飲」、「懶朝」形成對照，顯示一種欲進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兩難境地。杜甫雖然仕途失意，畢生坎坷，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始終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他還勉勵友人「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希望以國事為己任。可見詩人之所以縱飲懶朝，是因為抱負難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憂憤托于花鳥清樽，正反映出詩人報國無門的苦痛。
(周錫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