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寄杜二拾遺（唐·高適）

洪影廬曰：高適寄杜云「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正堪論」，如鐘磬在簴，叩之則應，非若今人酬和為次韻所局也。

直率不厭其淺。

情真意懇，詞亦是達。

語多合拍，雖無他奇，故是可詠。

首二總提，次四思故鄉，下六憐故人…七八意轉而韻不轉，九十韻轉而意不轉，杜集亦時用此法。

高、杜二詩，雖是各臻至極，畢境先高后杜，乃為明于詩之正變源流者。高詩只如此，杜答詩乃淋漓盡致，二者孰優？「今年人日空相憶」云云，只是不說出來。

此篇三韻是古風正調，與《江上吟》同。

法老氣蒼，學者須細心效之。

言羈絆一官，萍蹤斷梗，遠不如遨游四方之為樂也。

收攝沉頓。此一字一頓，老杜和作乃分詮四段以應之，宜取參看。

達夫歌行以骨健勝，最難學，此唯取其平易近人者，然亦恐費手。淡語不堪多讀（末四句下）。

沉痛（「明年人日」句下）。

這是高適晚年詩作中最動人的一篇。杜甫接到這首詩時，竟至「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這首懷友思鄉的詩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飽含著特定的歷史內容，把個人遭際與國家命運緊密連結起來了。高適和杜甫早在開元末年就成了意氣相投的朋友，又同樣落魄不偶。安史亂起，高適在玄宗、肅宗面前參預重要謀略，被賞識，境遇比杜甫好得多，曾任淮南節度使，平定永王璘的叛亂。由于「負氣敢言」，遭到內臣李輔國等的讒毀，被解除兵權，留守東京。乾元二年（759），出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離轉徙，到達成都，高適寫立即從彭州寄詩問訊，饋贈糧食。上元元年（760），高適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慶）刺史，杜甫從成都趕去看望。這時，高適年將六十，杜甫也將五十，他鄉遇故知，短暫的聚會，更加深了別后的相思。到了上元二年人日這天，高適了這詩，寄到成都草堂。
全詩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換韻，開頭是平聲陽韻，中間是仄聲御韻，末段是平聲真韻。
「人日題詩寄草堂」，起句便單刀直入點題。「遙憐故人思故鄉」，「遙憐」的「憐」，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圍繞這「憐」字生發展開。「思故鄉」，既是從自己說，也是從杜甫說，滿目瘡痍的中原，同是他們的故鄉。緊接著「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便是這思鄉情緒的具體形容。春天到時，柳葉萌芽，梅花盛開，應該是令人愉悅的，但在飄泊異地的游子心中，總是容易撩動鄉愁，而使人「不忍見」，一見就「斷腸」，感情不能自己了。
中間四句是詩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憂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隨波飄轉、不能自主的渺茫與悵惘，感情是復雜的。換用仄聲韻，正與內容十分協調。
「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預」是參預朝政之意。當時國家多難，干戈未息，以高適的文才武略，本應參預朝廷大政，建樹功業，可是偏偏遠離京國，身在南蕃。盡管如此，詩人的愛國熱忱卻未衰減，面對動蕩不已的時局，自然是「心懷百憂復千慮」了。當時，不僅安史叛軍在中原還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勢而言，也并不平靜，此詩寫后的兩三個月，便發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亂。這「百憂千慮」，也正是時局艱難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嘆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時略」，是很深刻地領會到高適這種復雜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這意思正承百憂千慮而來，身當亂世，作客他鄉，今年此時，已是相思不見，明年又在何處，哪能預料呢？此憂之深，慮之遠，更說明國步艱難，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隱藏了內心多少的哀痛！
瞻望未來，深感渺茫，回顧往昔，又何嘗事皆前定呢？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詩人早年曾隱身「漁樵」（《封丘作》），生活雖困頓，卻也閑散自適，哪會知道今天竟辜負了隨身的書劍，老于宦途風塵之中呢？「龍鐘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這是說自己老邁疲癃之身，辱居刺史之位，國家多事而無所作為，內心有愧于到處飄泊流離的友人。這「愧」的內涵是豐富的，它蘊含著自己匡時無計的孤憤，和對友人處境深摯的關切。這種「愧」，更見得兩人交誼之厚，相知之深。
這首詩，沒有華麗奪目的詞藻，也沒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渾樸自然的語言，發自肺腑的真情流貫全篇。那抑揚變換的音調，很好地傳達了起伏跌宕的感情。象這種「直舉胸情，匪傍書史」的佳作，可算是漢魏風骨的嗣響。
（徐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