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三十首（金末元初·元好問）

這是《論詩三十首》的第一首，相當于序論，交代創作契機和創作目的，所以，非常重要。它本無難解之處，但因受體裁限制而過于簡約，后人僅據此已不足以了解其創作背景，認識其現實意義。所以，有必要借助其他資料，深刻理解這首詩。
類似的觀點還屢見于元好問其他詩文中，值得征引。如卷一《贈答楊奐然》：「詩亡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卷七《贈祖唐臣》：「詩道壞復壞，知言能幾人……珉玉何曾辨，風光只自新。」卷二《別李周卿》：「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鰲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卷三十六《東坡詩雅引》：「五言以來，六朝之陶謝、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為近風雅。自余多以雜體為之，詩之亡久矣。」這些言論一再感嘆詩道消亡，并指出了詩道消亡的具體時間，可以見出元好問的關切之情及其苛嚴的雅正觀點，可以與該詩相互參證，為該詩前兩句作注。據此，我們可以肯定，《論詩三十首》是針對現實有感而發的。
元好問在《中州集》卷十《辛愿小傳》中論及詩壇現狀，指出：「南渡以來，詩學為盛。后生輩一弄筆墨，岸然以風雅自名，高自標置，轉相賣販，少遭指摘，終死為敵。一時主文盟者，又皆泛愛多可，坐受愚弄，不為裁抑，且為激昂張大之語從臾之，至比曹、劉、沈、謝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論也。敬之（辛愿）業專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南渡指宣宗貞祐二年（1214）金室遷都汴京一事。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不僅道出了當時詩壇真偽不辨、紛紜迷亂的現狀，而且還表明這一現狀除元好問之外，還為辛愿等有識之士所共嫉。辛愿（?-1231）字敬之，號女幾山人、溪南詩老，福昌人，為元好問的三知己之一。元好問創作《論詩三十首》時，辛愿也在三鄉。同時匯集三鄉的還有元好問的另一位知己李汾和他的世交趙元以及劉昂霄、魏璠、麻革、孫邦杰等眾多詩友（參見卷五十八《繆輯年譜》）。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少不了詩詞唱和，議論詩文，評騭人物，其中劉昂霄善于言辯，談玄論人，獨步一時，「愈叩愈無窮」（《中州集》卷七），而辛愿尤嚴于論詩，「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颣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中州集》卷十），這種嚴謹認真的批評精神，與元好問自己后來所總結的「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考古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卷三十九《答聰上人書》）的批評態度，如出一輒，最得元好問的贊賞，元好問后來有「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屬子期。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卷十三《自題中州集后》）的詩句。而元好問一向重視「師友講習」（《中州集》卷十），作為知己，他們必然互相交流心得，切蹉詩藝，所謂「漢謠魏什久紛紜」的現象一定在他們的講習范圍之內。可惜辛愿等人的議論未能傳世，元好問則借此契機，寫下《論詩三十首》，流傳后世，因此不妨說，《論詩三十首》是他與辛愿等詩壇同仁切蹉詩藝的產物，多少還包含了辛愿等人的觀點。
詩中「正體無人與細論」一句似乎不合實際，因為至少有辛愿等人與他「細論正體」。它主要是針對「一時主文盟，又泛愛多可，坐受愚弄，不為裁抑」的現象，有感而發，而當時的「主文盟者」是趙秉文、李純甫等人。趙秉文一生「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于六經，從容乎百家」，其「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則沉郁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卷十七《閑閑公墓銘》）。在詩學觀念上，元好問宗尚雅正，與趙秉文相近，在感情關系上，這時與趙秉文已有交往，后來更成為其高足。因此，《論詩三十首》的批評矛頭不會指向趙秉文一派，而主要指向李純甫等人。李純甫(1177－1223)字之純，號屏山居士。劉祁《歸潛志》卷八有段記載，可以見出他「泛愛多可」的特點：「李屏山，雅喜獎拔后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于人。然頗輕許可，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卻后進，只獎譽，教為狂’。」對此，元好問也有同感，只是措辭要委婉一些，說他「好賢樂善，雖新進少年游其門，亦與之爾汝交，其不自貴重如此」（《中州集》卷四）。李純甫作為南渡后詩壇領袖之一，不但不能主持風雅正道，辨別正偽，反而推波助瀾，致使詩壇更加迷亂，這自然要為重視風雅正體的元好問所不滿。所以，他創作《論詩三十首》，要「暫教涇渭各清渾」，在第一首序論性質的詩中，就暗暗歸咎于李純甫這樣的詩壇領袖沒有發揮應有的正本清源、辨別正偽的作用，這正是整個《論詩三十首》的重要議題之一，也是其現實意義的關鍵所在。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該詩論《敕勒歌》，言簡意豐，后人從不同角度加以闡釋。或以為它體現了詩人崇尚壯美、豪放渾樸的詩學思想，或以為它體現了詩人重視民歌的傾向，或以為它體現了詩人的南北之見。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究竟這首詩的中心意旨是什么？還值得我們思考。
在此之前，《論詩三十首》分別論及「漢謠魏什久紛紜」、「曹劉虎嘯坐生風」、「鄴下風流在晉多」、「縱橫詩筆見高情」等方面，側重慷慨剛健的詩歌傳統。第七首論及南北朝，所謂「慷慨歌謠絕不傳」，是說這一傳統至此被中斷，「慷慨歌謠」即前此所論的「漢謠魏什」、「鄴下風流」等等。在元好問看來，只有《敕勒歌》是個例外，尚存前代慷慨之風。「穹廬一曲本天然」，「天然」不僅指風格的自然質樸，還指《敕勒歌》這類作品，并非人為努力的結果。《敕勒歌》是北齊武臣斛律金所唱的一首鮮卑語民歌，后譯為齊語，得以廣為流傳。「本天然」的「本」字，接在「慷慨歌謠絕不傳」之后，強調《敕勒歌》本來是首「天然」之作，言外之意，《敕勒歌》得以流傳，是很偶然的，這類作品之少，也是很可惜的。「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是由此而引發的聯想。所謂「英雄氣」，絕非指一般的英雄豪杰之氣，因為這方面中州并無優勢，而是指中原剛健豪邁的文學傳統，也就是「慷慨歌謠」、「漢謠魏什」、「曹劉虎嘯」之類。「也到陰山敕勒川」的「也」字，表明它針對的是蕭條冷落的北方文學，目的是要為北方文學爭得應有的地位，意思是說，北方不是文學沙漠，也有與中州「英雄氣」相通的文學作品。
如此看來，該詩主要是就《敕勒歌》來論述北方文學的地位。那么，元好問為什么會作此論述？這有其必然性。
首先與元好問的北人身份相關。他是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古屬并州。鄉曲之私，人所難免。對家鄉為數不多的先賢及前代名作，他自有一份特殊的情意。如劉琨曾擔任并州刺史，元好問則說「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論詩三十首》之二），有意強調并州二字。《敕勒歌》是他家鄉一帶的民歌（敕勒川在山西雁北一帶，可泛指黃河以北地區），且是鮮卑語民歌，與出于拓跋魏的元好問多了層民族淵源，故而元好問對它情有獨鐘，特加譽揚。可貴的是，元好問能夠恰當地把握分寸，雖以《敕勒歌》「自張門面」，但沒有盲目自抬身價，以一首《敕勒歌》與人爭高低。在詩中，「中州萬古英雄氣」仍是文學中心，敕勒川只是它輻射到的外圍。面對歷史，元好問坦然承認北方文學的不足，「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來一樂天」（《感興四首》之二），「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論詩三首》之一），可見他并沒有「盡私其鄉曲」①。翁方綱《石州詩話》卷七謂此詩中的「中州」，如《中州集》之名一樣，寓有譏斥南宋偏安之意，不妥。《中州集》以「中州」指代金國，與南宋相對，或許有此含義，而此詩中的「中州」與偏遠的「陰山敕勒川」相對，指中原內陸地區，可不必深究。
其次與當時中原文化中心北移的文化背景相關。至金代，文化中心從北宋時的中原轉移到北方②，這促使元好問思考北方文學的傳統，為當代北方文人從長期占居主導地位的中州文化優勢中爭得應有的地位。《敕勒歌》是北人引以自豪的作品，故遺山取而論之。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自查慎行《初白庵詩評》斷言該詩「掃盡鬼怪一派」以來，論者多承襲此說，不加分辨，將盧仝和「今人」、「兒輩」的險怪詩風一起掃盡，把「縱橫」理解為橫沖直撞的魯莽、出格行為。但這種解釋未必準確。
「縱橫」一詞在杜詩「凌云健故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和戴復古「筆端有力意縱橫」（《論詩十絕》）中，都是褒義。在《論詩三十首》中共出現四次，只有「燈前山鬼淚縱橫」（其十六）一句以縱橫來形容詩歌境界，略帶貶義，另兩次「縱橫詩筆見高情」（其五）、「縱橫正有凌云筆」（其二十一），以「縱橫」來形容詩筆特點，均無貶義。「縱橫誰似玉川盧」，為什么就一定是批評之詞？盧仝詩雖險怪，但未必越出「坦途」，朱熹不是說他的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混成」（《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的話嗎？元好問本人對其代表作《月蝕詩》也無否定之意。他在《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首為謝》中，直接表示要「借用盧仝《月蝕詩》」來答謝友人（卷十三），在名作《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五首》中，毫不忌諱地化用其中「地上蟣虱臣仝」一語，成為「蟣虱空悲地上臣」這一觸目驚心的詩句（卷八），在《送弋唐佐還平陽》詩中，又化用盧仝另一代表作《與馬異結交詩》中的詩句，以「千古黃金礦中淚，不獨盧仝與馬異」兩句來形容朋友友誼（卷五）。因此，說元好問完全否定盧仝險怪詩風，值得懷疑。
元好問初學詩時有「要奇古，不要鬼畫符」（卷五十四《詩文自警》）的規矩，可以與該詩互參。「奇古」與「鬼畫符」之間，實際上只是一步之遙，肯定奇古，防備鬼畫符，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所以，這首論詩絕句不妨看作是批評「今人」及「兒輩」由盧仝的「縱橫」演變而成的「鬼畫符」式的詩歌。
后兩句批評當時的詩人，以「真書」（楷書）比喻「正體」，以「鬼畫符」比喻「偽體」，在措辭上是有輕重區別的。「真書不入今人眼」是批評「今人」不以風雅正體為典范，未能創作出符合雅道的詩歌，「兒輩從教鬼畫符」則進了一步，批評「兒輩」所作已不是詩了，就好像書法，「今人」所作雖非「真書」，但還可能是書法一體，還是字，而「兒輩」所涂已不是字了，只是鬼畫符。「今人」、「兒輩」究竟指誰，人們多未細究，聯系當時詩壇，當指李純甫及其追隨者。李純甫師法盧仝、李賀，「詩不出盧仝、李賀」，「多喜奇怪」，「好作險句怪語」（《歸潛志》卷八），現存詩歌可以為證，顯然未以風雅正體為準的，屬于「真書不入今人眼」之列，但他畢竟不失為一名家，其作品尚不至于「鬼畫符」，而其追隨者沿襲險怪一途，走得更遠，不免走火入魔。受他指點的青年詩人李經（字天英）就是一例。李經作詩力求創新出奇，元好問說他「作詩極刻苦，如欲絕去翰墨蹊徑間者」，有時不免過分，致使部分詩歌「不可曉」（《中州集》卷五）。趙秉文一針見血地說，他的詩歌「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并引了幾首「可曉」的詩歌作證，其中有「天廄玉山禾」、「霜苦老秋碧」之類頗近李賀、盧仝的詩句，已經呈現出怪異難曉的面目。那些令趙秉文「殊不可曉」、元好問也「不可曉」的詩作又當如何？想必是誤入歧途，趙秉文說是「吹簫學鳳，時有梟音」（《滏水文集》卷十九《答李天英書》），大概也就是元好問所指斥的「鬼畫符」了。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該詩并未明言所評對象，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斷言它「當指長吉」，郭紹虞《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也認為宗氏所說「近是」，但用語謹慎，似有所疑。其他學者大多堅信不二。今細尋詩意，以此詩單指李賀，不夠的當。
李賀詩歌幽晦冷艷，將「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兩句，驗諸李賀詩作，確有不少似此境界的詩句，常見征引的有：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漬漬蟲漬漬。云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蟄螢低飛隴徑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南山田中行》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篇書，不遣花粉蟲空蠹。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吊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秋來》
孀妾怨長夜，獨客夢歸家。傍檐蟲緝絲，向壁燈垂花。
──《河南省試十二月樂詞·八月》
海神山鬼來坐中，紙錢 鳴旋風。
──《神弦》
以上材料，于「燈前山鬼淚縱橫」一句較為貼切，李賀好言鬼，此句非他莫屬，而「切切秋蟲萬古情」似非李賀獨特之處。元好問之前，從未有人如此形容李賀詩歌，它是否別有所指？
在唐詩中，最切合「切切秋蟲萬古情」一語的詩人當是孟郊。孟郊以窮愁苦吟著稱，其詩恰如「切切秋蟲」，秋蟲也是其詩中經常出現的物象，如：
遠客夜衣薄，厭眠待雞鳴。一床空月色，四壁秋蟲聲。
──《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叔子云》
孤骨夜難臥，吟蟲相唧唧。老泣無涕 ，秋露為滴瀝。
──《秋懷》之一
蟲苦貪夜色，鳥危巢星輝。孀娥理故絲，孤哭抽余噫.
──《秋懷》之三
老病多異慮，朝夕非一心。商蟲哭衰運，繁響不可尋。
──《秋懷》之七
孟郊不僅愛寫秋蟲，而且以秋蟲自喻：「幽幽草根蟲，生意如我微」（《秋蟲》之四）、「客子晝呻吟，徒為蟲鳥音」（《病中吟》）。也就是說，孟郊其人其詩皆如「切切秋蟲」。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闡釋「不平則鳴」說，用了「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等比喻，其中「以蟲鳴秋」雖未實指孟郊，但對后來的秋蟲之喻也許有一定的啟示意義。至宋代，關于孟郊詩似秋蟲的評價越來越多、越來越明確。歐陽修《讀李太白集》曰：
下視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蘇軾《讀孟郊詩二首》之一曰：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
鄭厚《藝圃折中》（《說郛》卷三十一，涵芬樓本）曰：
李謫仙，詩中之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孟東野則秋蟲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之一妙。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上曰：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荊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曰：
李杜數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上引材料中，歐、蘇二家最為著名，「吟秋草」、「寒蟲號」已與「切切秋蟲」之語相近，鄭厚之論最為明了，王若虛予以征引，說明其論于金國亦廣為人知，嚴羽后出，其言可證秋蟲之喻實際上是孟郊詩的定評。對此，元好問不會不知，在此情況下，他用這一比喻，只能是沿襲前人舊說，借以評價孟郊，不可能別出心裁，以此來論李賀。
孟郊常與韓愈并稱韓孟，與賈島并稱郊島，但他還可與李賀并稱，他們都窮愁不遇，作詩都好苦吟，詩風都較幽冷，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在簡短復述李賀苦吟狀之后，接著就追記孟郊任溧陽尉時的苦吟之態，已將二人并列，元好問曾「熟讀」陸龜蒙的「詩文」（卷三十四《校笠澤叢書后記》），對此應相當了解。因此，元好問由孟郊論及李賀，也是很自然的。將兩人并列，正是要批評他們窮愁苦吟等共同點。
窮愁本是人生不幸，無可厚非，問題在于如何處窮。元好問的態度非常明確，認為應該是「厄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象他的知己辛愿、李汾那樣，辛愿雖「日事大狼狽」，但「落落自拔，耿耿自信，百窮而不憫，百辱而不沮」，李汾「寧饑寒餓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中州集》卷十）。孟郊、李賀顯然沒有如此泰然，寒乞之聲不絕于耳。元好問說孟郊，「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論詩三十首》之十八），在《贈答張教授仲文》（卷四）詩中，又說：「秋燈搖搖風拂拂，夜聞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曲蘭畹辭，元是寒蟲月中泣。世間刺繡多絕巧，石竹殷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乞？」從中可以看出元好問的取舍。
至于苦吟，元好問并不反對，甚至認為是詩歌創作所必需的。他多次說過，「文字以來，詩為難」，并援引杜甫、李賀、王安石、唐庚等人為例，認為后人要在詩歌方面「追配古人」，必須「死生于詩」（卷三十七《陶然集序》，《雙溪集序》也有類似言論），說自己的詩歌「我詩初不工，研磨出艱辛」（卷二《答王輔之》），但他反對幽僻凄冷的詩歌境界，即他所說，「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覓活計」（卷五十四《詩文自警》）。孟郊詩歌可謂造微，如他所說，「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贈鄭夫子魴》），「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覺」（《納涼聯句》），但他所得不過是秋蟲之類幽微之物。李賀也是如此，有些詩篇正是從「鬼窟中覓活計」。孟郊、李賀的這種詩風，與元好問尚壯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問譏評之。
后兩句「鑒湖春好無人賦，夾岸桃花錦浪生」，正如宗廷輔所說，是「就詩境言之」。「夾岸桃花錦浪生」是李白《鸚鵡洲》中的詩句，元好問借此來形容鑒湖（又名鏡湖）春色，展現的是與孟郊、李賀迥然不同的開闊明朗、清新鮮活的境界。「無人賦」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評對象絕非孟郊、李賀個別詩人，而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中晚唐貧士文人，特別是與孟郊近似的一些詩人。
由此可見，該詩是通過孟郊、李賀來批評中晚唐窮愁苦吟一派詩人，沒有盛唐開闊明朗氣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自注：「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
名品上，恐隨春草斗輸贏。」
該詩評價晚唐詩人陸龜蒙（字魯望，號天隨子），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釋曰：「陸魯望生丁末運，自以未掛朝籍，絕無憂國感憤之辭，故即所為詩微詰示諷。」這種理解既不符合元好問「要感諷，不要出怨懟」（卷五十四《詩文自警》）、「無怨懟」（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的一貫宗旨，又不符合元好問對陸龜蒙的取舍，甚至有悖于陸龜蒙的詩文實際，實為謬論。后人未加細察，多沿襲此謬，認為元好問批評陸龜蒙遠離現實的生活及其閑逸詩風，唯有李正民征引元好問《校笠澤叢書后記》，對前兩作出了較恰切的解釋③，然尚有未盡處，故筆者不嫌辭費，再次征引如下：
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鎪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郁郁之氣不能自掩……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卒之造平淡而后已者，信亦無愧云。
從這段文字來看，元好問對陸龜蒙，是相當理解的，并從正反兩個方面對他作出明確有評價，可與這首論詩絕句相互參證。「多憤激之辭」、「譏罵太過」可為「百年孤憤」作注，「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云云即是「百年孤憤竟如何」的答案，可見，前兩句不是譏諷陸龜蒙「絕無憂國感憤之辭」，而是恰恰相反，是批評《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過分孤憤的作品，是說陸龜蒙隱居山中，那么憤激最終又能怎樣呢？
后兩句借用陸龜蒙的詩句，意義隱晦，難詳所指。古今學者一致斷定是批評陸龜蒙的閑逸平淡詩風，這顯然與元好問一貫推崇陶、謝、韋、柳一派詩風的詩學旨趣相背，所以不可信。在具體釋義時，注家多釋末句的「較」字為較量之意，如此一來，連這一句的字面意思亦不甚順暢、明了。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釋此「較」為「差」之意，最為準確。據此，后兩句的字面意思是說，沒有人告訴陸龜蒙，斗春草的輸贏之間，究竟相差多少？其內在含義究竟為何，仍不明朗。結合《校笠澤叢書后記》和他所化用的《自遣詩》加以考察，或許能得其仿佛。《校笠澤叢書后記》批評陸詩「標置太高，分別太甚’」，而陸龜蒙「無多藥草在南榮」一詩，將藥草與一般春草分開，標榜藥草「名品上」，不應該與春草混同起來，正有此意，，所以，元好問借用該詩，可能是批評陸詩的這一缺點。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自注：「柳子厚，宋之謝靈運。」
該詩論及謝靈運和柳宗元，從自注來看，主要是論柳宗元，是說柳近似于謝。但第二句如何解釋，學界未加深究。
元好問在《中州集》卷三王庭筠《獄中賦萱》詩下有一小注，可為此詩作注:
柳州《戲題階前芍藥》、東坡《長春如稚女》及《賦王伯飏所藏趙昌畫梅花、黃葵、芙蓉、山茶》四詩、黨承旨《西湖芙蓉》、《晚菊》、王內翰子端《獄中賦萱》，凡九首，予請閑閑公共作一軸寫，因題其后云：柳州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得古詩之正。其清新婉麗，六朝辭人少有及者，東坡愛而學之，極形似之工，其怨則不能自掩也……大都柳出于雅，坡以下皆有騷人之余韻。
在這里，元好問認為，柳宗元詩歌出于雅，得古詩之正，為東坡等人所不及，這才是「發源誰似柳州深」的確解。前兩句在一起是說，柳宗元有謝客風容，并不是說他發源于謝。柳宗元《戲題階前芍藥》詩曰：「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余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愿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詩中孤芳自賞的寂寞之心，應是后一句所本。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該詩批評酬唱之作，論者多引《滄浪詩話》作注，認為它批評次韻之風，大致不錯。但注釋此詩時，還應征引其他一些更直接的材料。《風月堂詩話》是朱弁羈金所作，元好問當能讀到。其中記載了晁以道論東坡次韻之作的話：「指呼市人如小兒，東坡最得此三昧。其和人詩，用韻妥帖圓成，無一字不平穩。蓋天才能驅駕，如孫吳用兵，雖市井烏合，亦皆為我臂指，左右前卻，在我顧盼間，莫不聽順也。前后集似此類者甚多，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東坡這種次韻功夫非常人所能及，但元好問并不贊賞，因為在他看來，次韻非古，不符合其雅正觀念，特別是金代中期以來，次韻之風大盛，其流弊亦更著。元好問在《十七史蒙求序》（卷三十六）中說：「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劉祁《歸潛志》卷八亦載有元好問對次韻的態度：「凡作詩，和韻最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迨蘇黃，凡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回以見奇。余先子頗留意。故每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亦勉強。’」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該詩排斥俳諧怒罵的不良習氣，體現元好問論詩尚雅的旨趣，論者多以為它是就東坡及其末流所發，一般征引三條資料作注。一是黃庭堅所說，東坡文章「短處在好罵」（《答洪駒父書》），二是嚴羽所說，「近代諸公……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滄浪詩話·詩辯》）。三是戴復古所論，「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論詩十絕》）。嚴、戴二家之說，元氏未必獲聞，倒是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有段話值得一讀：「（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風月堂詩話》為朱弁羈金時所作，在金有傳本，元好問當能讀到。他作此詩，心中必有此語，故能為前兩句作注。
但是，其批評不限于東坡及其末流。元好問針對「漢謠魏什久紛紜」的現狀，所持的雅正觀特別苛嚴，甚至狹隘，連李白、杜甫也不完全符合其雅正標準。他批評那些不自珍重的詩人，說「詩人玉為骨，往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作婢使」（卷二《別李周卿》），他批評蘇軾，「不能不為風俗所移」，創作「雜體」詩，并對振興風雅傳統感到悲觀失望，說「詩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無望矣」（卷三十六《東坡詩雅引》）。在他看來，眾多詩人之所以不合格，原因之一就是多寫雜體詩，也就是因為「衣冠語俳優」、「俳諧怒罵」，可見，「俳諧怒罵豈詩宜」是批評所有詩人「俳諧怒罵」的缺點，他的打擊面要比黃庭堅、嚴羽等人寬得多。
元好問的這番言論，還特別針對「今人」而發，后兩句說得很清楚，是說「今人」合該嘲笑古人之「拙」，只知道有雅，不知道有其他。這是批評今人不及古人純正，以曲學、小說、俳諧怒罵入詩，據《歸潛志》記載，李純甫正是這類「今人」，他「幼無師傳」（卷八），「平日喜佛學」（卷九），「南渡后，文學多雜葛藤，或太鄙俚不文」（卷十），如解釋老子「道生一」，有「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卷九）之語，他的這一套應該在元好問所批評的「曲學」和「小說」的范圍之內。李純甫還喜歡以俳諧怒罵入詩，《歸潛志》卷九曰：「李屏山視趙閑閑為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無如之何。其往刺寧邊，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匹絹，留作寒儒裈。’譏其多為人寫字也。又云：‘一婢丑如鬼，老腳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這類戲謔之作傳布甚廣，也應在元好問的批評之中。
除李純甫之外，當時以俳諧怒罵入詩的還有「頗善李屏山」的馬天采④，其人「詭怪好異，又喜為驚世駭俗之行」，「南渡為史院編修官，殊無朝士風，雜學，通太玄數」（《歸潛志》卷五）。元好問說其詩「欲別出盧仝、馬異之外，又多用俳體作譏刺語，如云‘木偶衣冠休嚇我，瓦伶口頰欲謾誰。嚙骨取肥屠肆狗，哺糟得罪酒家豬’，如此之類，不得不謂之乏中和之氣」（《中州集》卷七）。李純甫、馬天采等人的這種詩風，正是元好問這首詩在現實中的批評對象。至于「今人合笑古人拙」一句，是否別有所本，因文獻闕如，已不得而知了。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該詩批評劉禹錫《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游玄都觀》二詩，其旨意郭紹虞先生早已揭明，重點是在「作詩應否譏刺之問題」（《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但由于郭先生所論甚為簡要，似不夠充分有力，未能成為定論，后人遂出新說，或謂遺山寄黍離之悲，或謂遺山同情劉氏生平遭際，等等，所以，有必要對該詩略加疏證，以證成郭說。
元好問論詩，主張溫柔敦厚，明確反對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眾多的詩文禁忌中，就有「無狡訐」、「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等形式戒條。他認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也應該「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而劉禹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舊唐書·劉禹錫傳》說是「語涉譏刺」，《新唐書·劉禹錫傳》說是「語譏忿」，好在是戲贈之作，尚無傷大雅，但《再游玄都觀》一詩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詩序中所謂「重游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有兔葵燕麥動搖于春風耳」，將所有當權者斥為兔葵、燕麥，打擊面太大，貶損太過，不免流于刻薄。所以，《舊唐書·劉禹錫傳》說：「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新唐書·劉禹錫傳》未引詩歌，卻引出序中兔葵、燕麥等語尤為不滿。元好問也是這樣，他在《留贈丹陽王練師三章》（卷十四）詩中，像是有意改寫劉禹錫的《再游玄都觀》詩，說：「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無主，留著東風與兔葵。」他看重的只是其中人事變化的悲傷，而不是「怨兔葵」的怨刺。該詩與「亂后」一絕同韻，可資參考。在「亂后」這首論詩絕句中，元好問實際上是繼承前人的觀點，批評《再游玄都觀》及其詩序的怨刺失度。前兩句概括劉禹錫創作《再游玄都觀》的背景，「亂后」指劉禹錫被貶十四年間皇權迭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的動亂時局，與元好問創作該詩時的避亂無關，因為此前的蒙古入侵，并未攻破長安，不存在「玄都失故基」的可能，所以，沒必要無端臆測，據此挖掘所謂的「黍離之悲」。「失故基」指劉禹錫詩前小序所說「蕩然無復一樹」的衰敗景象，看花詩指《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不是統指兩首桃花詩。兩句詩的意思與「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相同，認為當時一切只值得悲傷，不應該再出怨刺之語。后兩句是全詩的關鍵，「劉郎」一句，借用劉詩「前度劉郎今又來」之語，同時暗用劉晨入天臺山的傳說，說劉禹錫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觀》詩序為批評重點。「枉」是「錯」的意思，與「枉著書生待魯連」（《論詩三十首》）和「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里看」（卷十二《李白騎驢圖》）的「枉」字同意。兩句連在一起，是說劉禹錫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卻錯將所有人都指斥為東風中的兔葵、燕麥一類，加以嘲諷。可見，這首詩著重批評《再游玄都觀》尤其是詩序的怨刺失當。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

該詩就蘇軾詩歌而發，人們通常認為，前兩句褒揚蘇詩，以真金相許，說是真金不怕火煉，完美的蘇詩經得起考驗，不怕纖塵的侵襲。這種理解只能是就蘇詩佳作而言，元好問對蘇軾評價很高，當然會承認蘇詩中有真金存在，但從全詩來看，這首詩是就蘇詩整體或「百態新」那一部分而言的，因此，這樣理解既與末句的批評相齟齬，又與元好問對蘇詩總的態度相左。元好問認為，蘇詩有些美中不足，如「奇外無奇更出奇」、「俳諧怒罵豈詩宜」（《論詩三十首》），「詩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卷三十六《東坡詩雅引》）等。據此，他不可能把全部蘇詩比喻成毫無雜質的真金。古今各家解釋，似乎只有陳湛銓先生《元好問論詩絕句講疏》最貼近原意，他指出，「精真那計受纖塵」的「計」字，應依另一版本作「許」字，并解釋道：「金入洪爐不厭頻，喻詩貴鍛煉，愈煉乃愈工，嫌坡詩得之太易也。精真那許受纖塵，謂佳制應無疵累，要須使人無懈可擊也。」⑤如此解釋，其窒礙則渙然冰釋，其含義則豁然貫通。
該詩后兩句有兩種對立的解釋。查慎行《初白庵詩評》以為是指責「蘇門諸君，無一人能繼嫡派」，把「坡詩百態新」看成是值得繼承和弘揚的優點，這是不曉遺山詩論之誤，已無須費辭。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認為該詩「明言蘇門無忠直之言，故致坡詩竟出新態」，對「坡詩百態新」持貶抑態度。今人多持此說，認為元好問在肯定的基礎上對蘇詩又有些微辭。但這種解釋尚隔一層。問題在于，它忽視了對「蘇門果有忠臣在」一句的細致考察，將「蘇門」簡單地理解為「蘇門四學士」或「蘇門六君子」等人，而他們從未自許為蘇門忠臣后人有無此說，也不見記載，那么，「蘇門果有忠臣在」的「果」字又從何而來、落在何處呢？它分明是反駁「蘇門忠臣」的語氣，我們不可不察。
考之文獻，元好問這一句實際上確有所指，當時有人公然以「蘇門忠臣」自居。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一《著述辨惑》有如下一段記載：
前人以杜預、顏師古為丘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堯卿、文伯起之于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護諱，曲為之說，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這里暫且不論杜預、顏師古，也不論趙堯卿（因無文獻可征），單就文伯起而言，誠如王若虛所說，確非東坡忠臣。文伯起名商，蔡州人，年輩早于元好問，大定二十年(1186)王寂貶官蔡州，與他相識，有人說他「博學高才」（《拙軒集》卷六《與文伯起書》），明昌五年(1194)受王寂推薦，任國子教授、遷登仕郎。生平散見《金史·章宗本紀》和《拙軒集》。著有《小雪堂詩話》。張伯偉教授根據有關文獻推斷《小雪堂詩話》是專論東坡詩詞的著作⑥，很有道理，只是該書早已失傳，如何品評東坡，已不得其詳。《滹南詩話》卷中征引文伯起論東坡以詩為詞之言，「先生慮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此論實出自南宋湯衡為張孝祥詞所作的《張紫微雅詞序》，文伯起悄悄地化為己有，居然瞞過了博學的王若虛，他無疑贊同此論的。這種觀點撥高了蘇詞的自覺意識，忽視了蘇詞的游戲性質，不夠允當。他的詩歌已經失傳，據王寂說，他「善用強韻，往復愈工」（《拙軒集》卷二），大概走的是東坡新奇一路，就此而論，他就不是蘇門忠臣。
元好問無疑知道文伯起的這種言論。他在《東坡樂府集選引》中就提到過《小雪堂詩話》（卷三十六）。「蘇門果有忠臣在」正是就此而發，不過，他的批評與王若虛略有差別，側重批評蘇門「忠臣」們「肯放坡詩百態新」。《小雪堂詩話》收錄了一些元好問認為是「他人所作」的東坡詞，數量多達五六十首，其中就有元好問認為「鄙俚淺近，叫呼銜鬻」、「極害義理」、絕非東坡所作的《沁園春》（孤館燈青）詞（卷三十六《東坡樂府集選引》）。據此推測，這部具有「妾婦之忠」性質的《小雪堂詩話》對蘇詩也不可能進行元好問心目中的去偽存真的整理工作，而是任其「百態新」，不加以「糾正」，這自然不為元好問所贊許，因之文伯起也就不是蘇門忠臣。事實上，依據他的標準，在所有研習東坡的文人中根本就沒有「忠臣」。于是，他后來親自出馬，編選東坡詩詞，將東坡詩中的「雜體」部分剔除掉，將「近古」、「近風雅」的部分單列出來，編成東坡詩雅目錄（卷三十六《東坡詩雅引》）。清人汪由敦頌揚此舉「力挽新奇歸大雅，蘇門誰復是忠臣」⑦。但是，元好問弄此蘇詩「雅本」，就真的是「蘇門忠臣」了嗎？他或許避免了「妾婦之忠」，卻損失了部分蘇門家產，經他之手，倒出去的恐怕不僅僅是污水。
　胡傳志 金代文學研究http://www.shixu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