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呈吳郎（唐·杜甫）

通涉議論，是律中最下乘。

杜七言律，通體太拙者，「聞道云安曲米春」之類；太粗者，「堂前撲棗任西鄰」之類……杜則可，學杜則不可。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咳」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鐘云：許婦人撲棗，已是細故，況吳郎之棗乎？當看其作詩又呈吳郎，是何念頭？鐘云：「無食無兒」四字不合說不苦，近人以此為不成語，何故（「無食無兒」句下）？鐘云：于困賤人非惟體悉，又生出一段愛敬，彼呼就者何人？又云：菩薩心腸，經濟人話頭（「不為窮困」二句下）。

此亦一簡，本不成詩。然直寫情事，曲折明了，亦成詩家一體。大家無所不有，亦無所不可也。

李因篤云：盛唐唯公有此等詩，未見超脫。吳農祥云：雖非公佳處，亦可見公愛物濟世之心。

此章告以恤鄰之道也。……「無食無兒一婦人」句，中含四層哀矜意：通章皆包攝于此。此詩是直寫性情，唐人無此格調。然語淡而意厚，藹然仁者痌瘝一體之心，真得《三百篇》神理者。盧世曰：杜詩溫柔敦厚，其慈祥愷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示吳郎，又回護吳郎。八句中，百種千層，莫非仁音，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若只觀字句，如嚼蠟耳。須味于無味之表。

此與《題桃樹》作，皆未可以尋常格律求之。體貼深至（「不為困窮」句下）。

邵長衡云：此詩說有佳者，吾所不解。王慎中云：不成詩。

叫化腔，亦創格，不害為切至，然卑之甚。純用議論，亦是新體。

大歷二年（767），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后來，杜甫把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即詩中吳郎），自己搬到離草堂十幾里路遠的東屯去。不料這姓吳的一來就在草堂插上籬笆，禁止打棗。寡婦向杜甫訴苦，杜甫便寫此詩去勸告吳郎。以前杜甫寫過一首《簡吳郎司法》，所以此詩題作《又呈吳郎》。吳郎的年輩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呈」這個似乎和對方身分不大相稱的敬詞，這是讓吳郎易于接受。
詩的第一句開門見山，從自己過去怎樣對待鄰婦撲棗說起。「撲棗」就是打棗。這里不用那個猛烈的上聲字「打」，而用這個短促的、沉著的入聲字「撲」，是為了取得聲調和情調的一致。「任」就是放任。為什么要放任呢？第二句說，「無食無兒一婦人。」原來這位西鄰竟是一個沒有吃的、沒有兒女的老寡婦。詩人仿佛是在對吳郎說：對于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窮苦婦人，我們能不讓她打點棗兒嗎？
三四兩句緊接一二句：「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困窮」，承上第二句；「此」，指撲棗一事。如果不是因為窮得萬般無奈，她又哪里會去打別人家的棗子呢？正由于她撲棗時總是懷著一種恐懼的心情，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該干涉，反而還要表示些親善，使她安心撲棗。這里說明杜甫十分同情體諒窮苦人的處境。陜西民歌云：「唐朝詩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氣貫串，是杜甫自敘以前的事情，目的是為了啟發吳郎。
五六兩句才落到吳郎身上。「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這兩句上下一氣，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要聯系起來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備，其主語是寡婦。「遠客」，指吳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說過慮。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是說，那寡婦一見你插籬笆就防你不讓她打棗，雖未免多心，未免神經過敏；但是，你一搬進草堂就忙著插籬笆，卻也很象真的要禁止她打棗呢！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你不特別表示親善，也就夠了，為啥還要插上籬笆呢！這兩句詩，措詞十分委婉含蓄。這是因為怕話說得太直、太生硬，教訓意味太重，會引起對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勸告。
最后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是全詩結穴，也是全詩的頂點。表面上是對偶句，其實并非平列的句子，因為上下句之間由近及遠，由小到大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上句，杜甫借寡婦的訴苦，指出了寡婦的、同時也是當時廣大人民困窮的社會根源。這就是官吏們的剝削，也就是詩中所謂「征求」，使她窮到了極點。這也就為寡婦撲棗行為作了進一步的解脫。下句說得更遠、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又一社會根源。這就是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十多年的戰亂，即所謂「戎馬」。由一個窮苦的寡婦，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竟聯想到整個國家大局，以至于流淚。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點醒、開導吳郎的應有的文章。讓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苦難的人還有的是，決不止寡婦一個；戰亂的局面不改變，就連我們自己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保障，我們現在不正是因為戰亂而同在遠方作客，而你不是還住著我的草堂嗎？最后一句詩，好象扯得太遠，好象和勸阻吳郎插籬笆的主題無關，其實是大有關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開一點，他自然就不會在幾顆棗子上斤斤計較了。我們正是要從這種地方看出詩人的「苦用心」和他對待人民的態度。
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以「高華典雅」為特征的七言律詩中，尤其值得重視。詩的藝術表現方面也很有特點。首先是現身說法，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顛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后還用自己的眼淚來感動對方，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措詞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象「不為」、「只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等，因而能化呆板為活潑，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
（蕭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