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十一醉憶元九（唐·白居易）

元相公稹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

前二句以近者言，后二句以遠者言，此詩家之遠近格。

一味天真。

樂天語尚真率，然淺而不俚，方是妙境，此詩得之。

吳昌祺曰：亦情文相生矣。

意淺情深，格調最近王龍標。

首二句言與李十一芳時同醉，借解春愁，以花枝作酒籌，想見其風趣。后二句言我輩歡娛，而故人行役，遙計征程辛苦，計此日可抵梁州。非特臨觴懷遠，其平日之掄指征程，關心驛路，可知矣。

郭云：王元美云：「元輕白俗，如此詩淺而較真，猶勝填詞一格。」

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這首詩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元和四年（809），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憶念元稹，就寫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
詩的首句，據當時參加游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三夢記》中記作「春來無計破春愁」，照說應當是可靠的；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復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詩來說，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后的定稿。那么，詩人為什么要作這樣的修改呢？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當是「轉」。從首句與次句的關系看，把「春來無計」改為「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復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系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著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里，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件事，表面上有一層神秘色彩，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為基礎的。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游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元、白兩人想必常到這兩處共同游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游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于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游的朝夕憶念，他也只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詩比美的。
聯系元稹的詩，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憶元九》詩雖象是偶然動念，隨筆成篇，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一寫于長安，一寫于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從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了真和美的享受。
（陳邦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