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喬伊斯《都柏林人》之《死者》
[ Home ]《死者》以一個龐大、混亂的宴會場景作為背景依托，借由對情景、人物、對話的描摹漸漸將敘述視角限定在加布裏埃爾·康洛伊身上，經由他在晚宴上的種種表現與其遭遇的種種挫折進行層層鋪墊，最終刻畫出他由無聊乏味轉向極樂再轉向失落後仿佛是精神頓悟般的人生幻滅感。在生死交織的情節中表現出人生真實感幻滅後湧現出的虛無。
與其說整本《都柏林人》是圍繞死亡而展開的諸多生死交織的敘事，不如說《都柏林人》這本書本身正是一支緩慢悠長的安魂曲，而《死者》奏響了這一曲的高潮，也回蕩著這一曲的余韻。
這安魂曲中有孩童“凝視黑暗”[1]的痛苦與憤怒，有伊芙琳帶著“沾滿灰塵的印花布窗簾氣味”[2]的迷茫徘徊，有杜菲先生“保持不可救治的心靈”[3]的孤獨寂寞……那隱隱約約的、遙遠的音樂在《死者》中由愛情與死亡的激烈對沖達到了最聖潔的高潮，旋即伴隨著紛紛揚揚的雪花，在對生與死的凝視之中，生發出幻滅的余音，久久回蕩在充斥著濃霧的都柏林。
“棺材，是提醒他們自己最後的歸宿。”
所謂“死者”，並非僅指文中那個殉情而死的真死者邁克爾·福瑞。實際上，文中的所有人都是“死者”。喬伊斯通過描摹一場光彩壯大的宴會上的群像，向我們揭示了人類生命中普遍存在的虛無以及人類無差別的死亡歸宿。
莫肯家小姐們一年一度的舞會已經舉辦了三十年，雖然不乏加布裏埃爾在演講中所提到的“熱情好客的傳統”[4]，但實質上已然淪為一種形式化的、生存的證明。在陰暗、蕭條的老房子中，老小姐們年復一年的辦著光彩壯觀的熱鬧的舞會。弗雷迪·馬林斯總是喝得醉醺醺地到場，瑪麗·簡年年都在寂靜的房間裏彈奏著沒有主調旋律的曲子，朱莉婭姨媽每年都唱著同一支老歌，加布裏埃爾一如既往地負責切鵝肉、演講，年年都要跳四隊舞……舞會和晚宴三十年如一日般不變、重復甚至沈悶，整體上顯得乏味且毫無生氣。正如加布裏埃爾提到的磨坊裏帕特裏克的馬，永遠只會繞圈子走。
凱特姨媽和朱莉婭姨媽作為都柏林逐漸衰老的一代，體現了老一代都柏林人固守傳統的性格特質。朱莉婭姨媽拒絕了解新事物：她只知弗雷迪·馬林斯會一如既往地喝醉，卻不知“套鞋”為何物。凱特姨媽習慣墨守成規：講到修道院的修士睡在棺材裏的原因，凱特姨媽只會反復且肯定地說“那是規定，規定就是規定”[5]，進行毫無意義的解釋。莫肯家小姐們的宴會只是她們在蕭條、陰暗的老房子中存活的一個形式化的證明。她們終將循規蹈矩地走向死亡，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後的歸宿，“他們全都要變成幽靈”[6]。
喬伊斯通過對群像的描摹，表現出有差別但虛幻的生和無差別的死亡歸宿。往昔的嗓音、青春都在迅速枯萎和逝去，留下的只有日復一日的、枯燥沈悶的生。這裏的“生”不是指生活，而是指整個生命——無論是如鏡花水月般轉瞬即逝的美好，還是重復乏味的規矩日常，都將毫無差別的全部逝去、化作虛無，唯有死亡是逝去的終點，是所有生命一視同仁的歸宿。
“他一開始就把調子定錯了。”
喬伊斯在《尤利西斯》、《芬尼根守靈夜》等幾部主要作品中采取的基本手法是以龐大、混亂的場景為依托，再慢慢集中到一對男女的關系上。在《死者》中，喬伊斯從敘述龐雜的宴會漸漸將目光聚焦於加布裏埃爾與其妻子的關系上，以加布裏埃爾的限定視角展開敘述。加布裏埃爾總是敏銳而不安的，“他一開始就把調子定錯了”[7]，從他者的視角來觀察自我，因此屢屢遭受挫折。在《死者》中，加布裏埃爾無所憑依的自我人格經過三次愈來愈烈的打擊走向了徹底的生之幻滅，從個體角色身上體現出死亡的一視同仁。
由群像描摹轉向個體刻畫，細節功不可沒。咀嚼細節，是作者與讀者之間心照不宣的趣味遊戲。喬伊斯筆下的細節很耐人尋味，像極了作家故意布置的謎題。它曖昧地透露出每個角色不為人知的暗面。加布裏埃爾那復雜心理中的虛偽與真實在細節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最終也正是這些暗流湧動般的、朦朧曖昧的細節導向了這份表面上與眾不同的人生幻滅。換句話說，《死者》中其實從來就沒有什麽“精神頓悟”，所謂頓悟般的驟然轉折，不過是讀者忽視細節、放大情節，跳過謎題直接揭曉謎底的誤讀罷了。在對加布裏埃爾自我人格和生命意義的消解中，有三處情節頗耐人尋味。
與李莉的對話是加布裏埃爾自我人格與生命意義的第一次受挫，即透過他人看待自身人格，實質上是虛幻的，只不過他自己認為那種虛幻的憑依可以使自己具有某些生的特質。他那雙敏銳而不安的眼睛始終試圖從他人的眼中尋找自我。聽到李莉用“康洛伊先生”而非像其他人那樣用“加布裏埃爾”這一體現身份地位的尊稱來稱呼自己，便自恃受過高等教育，“微笑著瞥了她一眼”，隨後又禮貌地“以友善的語氣”問候李莉的生活。他試圖與女傭交流，言談舉止的細節中無不體現出他那不自信的對自我的探查。也正因如此，當李莉給出“現在的男人都是騙子”這樣出乎意料的答案時，加布裏埃爾收到違反經驗判斷的回答後不由得感到自己謹慎的表現出了差錯，仿佛是自己做錯了事一般“滿臉通紅”“雙頰一直紅到了前額”。他本不打算給李莉“聖誕禮物”，但為了掩飾自己的失態，只得趕緊像是賠罪般硬塞給李莉一枚硬幣。沒想到李莉以“尖刻突然的反駁”試圖拒絕他的好意，加布裏埃爾只能“幾乎小跑著”落荒而逃。
想到“這些人的文化程度與他的不同”[8]，加布裏埃爾試圖掩飾自己的“格格不入”，避免因為“炫耀自己所受的高等教育”[9]導致在不可理解自己的人群面前顯得滑稽。他本人帶上虛偽的假面，掩藏割裂的真實內心——他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了，以至於對自我的認知完全基於別人的評價。在與人生經歷相似的愛佛絲小姐交談時，加布裏埃爾甚至“不能冒險對她說一句自以為是的大話”[10]。這可笑的尷尬消解了加布裏埃爾對自我意義的百般探尋，表明個體異質性不過是一種虛幻的憑依與自我安慰。
與愛佛絲小姐的爭吵是加布裏埃爾自我人格與生命意義的第二次受挫，對加布裏埃爾的精神打擊更進一步。G.C是誰？G.C是加布裏埃爾不為人知的人生暗面。加布裏埃爾隱匿的假面下，是深藏於陰翳之中的反叛傳統的文學觀點與政治觀點。彼時舊的社會秩序已然逐漸走向分崩離析，新的秩序還尚未建立。加布裏埃爾本人也處在守舊與崇新的矛盾之中，他表面表現出對守舊的推崇，實際上卻是同西不列顛人無甚差別的崇洋派。他表面上否認愛佛絲小姐“西不列顛人”的評價，然而實際上卻要求妻子穿“歐洲大陸上人人都穿”的套鞋，堅持每星期三給《每日快報》寫書評，拒絕去阿蘭群島旅行，反駁稱“愛爾蘭語並不是我的語言”、“我討厭我自己的國家”[11]。在他宣傳的那一套守舊的傳統主張背後，他自己真正的想法卻是“去法國或比利時，或許還去德國”[12]的西不列顛人生活。當愛佛絲小姐拆穿了加布裏埃爾的假面時，加布裏埃爾支支吾吾、結結巴巴，非常起勁地跳舞以求掩飾自己的激動。加布裏埃爾徒有虛假的主張，卻無那套自己宣傳的主張背後的、真實的生活，他的精神憑依是虛幻的，他的生活也是毫無意義的虛幻。
細節逐漸疊加，揭露謎底的時刻快要到了。晚宴中途，加布裏埃爾以虛假的、表演性質的演說取代了內心真實觀點的表達——他對年復一年的、乏味的宴會倍感無聊與格格不入，期盼“一個人出去走走”，卻盛贊熱情好客的舊傳統，稱這種熱情好客的傳統是“高貴的弱點”；他認為自己的兩位姨媽是“沒有學識的老太太”，卻稱莫肯家的小姐們為“三女神”，誇贊她們“心地善良”“青春永駐”“才華橫溢”；他實際上拒絕了解自己的國家與人民，討厭自己的國家，卻說新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缺少舊日的仁愛、善良等優秀品質。盡管他百般掩飾，對過去的日子假惺惺地懷念一番後，還是表達了他內心“我不想沈湎於過去”的真正想法。這的確是一個“懷疑的時代”[13]，懷疑的是自我的真實與虛偽；這也的確是一個“思想遭受折磨的時代”[14]，折磨的是自我精神生存與死亡的選擇。加布裏埃爾選擇了虛偽，亦即選擇讓真實“死亡”——在某種程度上，活在虛偽中也是一種死亡的體現，“有些人活著，他已經死了”[15]。
但此時的加布裏埃爾還沒有死透，他清楚地認知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用虛假來掩埋真實。無論是塞硬幣也好，起勁地跳舞也罷，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掩飾，他還沒有真正地意識到自己的所謂真實自我也同樣是一片虛無。
真正的幻滅，是他在即將毫不掩飾自己的情欲的時候自我人格所遭遇的第三次打擊也是毀滅性打擊。加布裏埃爾站在昏暗之處註視著他的妻子，“眼睛幸福得發亮”[16]。在避開生活的責任、家庭和朋友這些沈悶乏味的桎梏後，他暫時忘卻了他們沈悶的現實生活，回憶起他們銷魂的時刻，假面下隱忍的真心不斷騷動，加布裏埃爾“渾身湧動起一陣強烈的情欲”[17]。他渴望妻子格麗塔也懂這份激情，然而他沒有想到的是，妻子心中正在懷念的是一個已經死去了的煤氣廠工人。這不僅是對他身為丈夫的真實的愛的羞辱，更是對他一直以來堅持的、別人眼中受歡迎的自我人格的羞辱。這捅破了生命中真實與虛無之間最後一層窗戶紙，將“人生活著的一切都是虛無的，唯有死亡才是最終歸宿”這一殘酷事實血淋淋地擺在他面前。妻子格麗塔的容貌已然衰敗枯萎，加布裏埃爾與妻子的甜蜜回憶也逐漸被乏味枯燥的生活所取代，然而邁克爾·福瑞卻永遠活在值得為之殉情的、格麗塔的青春年華中。加布裏埃爾不能不對這個自己平素不大瞧得上的、煤氣廠的工人感到無比的嫉妒，同時又為活著的自己感到無盡悲哀。精神與現實的雙重毀滅性打擊使得生的意義被死亡徹底消解——人生終將被虛無吞噬，化作朦朧世界的灰色暗流。
“他們全都要變成幽靈。”
在19世紀，資產階級社會通過衛生和社會的、私有和公共的製度造成了一個第二性的效果，而這效果可能就是潛意識中的主要初衷：使人們避諱死亡唯恐不及。在現代社會，死亡越來越遠地從生者的視界中被推移開。[18]當瑪麗·簡說出“棺材，是提醒他們自己最後的歸宿”[19]時，由於這個話題開始變得沈郁起來，桌上的人們都沈默不語，試圖以沈默拒絕死亡的出現。人們的沈默背後，是對死亡的本能恐懼。但是，死亡終究是人們不可避免的歸宿，他們，或者說是我們，終將全部變成幽靈。
《死者》的結尾塑造了宴會落幕後生者沈沈睡去的、寂靜的雪景，讓這支安魂曲的余音飄升至哲學的高度。在《死者》中，一切的生都按部就班地持續，然而其真實的意義已然蕩然無存，反倒是死亡，因其賦予了生命的完整性反而具有了別樣的意義，且這死亡的意義逐漸消解著生者的生存意義，吞噬著生者的世界。
海德格爾把存在稱為“向死的存在”(Sein Zum Tode或譯為“走向死亡的存在”)，從人的生命漸趨於死這一事實中發掘出一種“向死而生”的積極的人生態度——人只有真正領會和懂得了死,才能真正領會和懂得生。[20]但是，《死者》中反映出的喬伊斯面對死亡的人生態度卻並非“向死而生”，也並非積極或者消極，它更像是一種虛無：生命的本質是虛無，與此同時，生命終將落幕，歸於處在混沌之中、同樣虛無的死亡。既然一切終將落幕，不如在落幕之前，正如喬伊斯借加布裏埃爾之口說出的那樣，“在某種激情全盛時期勇敢地進入那另一個世界，切莫隨著年齡增長而淒涼地衰敗枯萎”[21]。
“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畫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臭中悄然退場。”[22]整個愛爾蘭都在下雪，紛紛揚揚的雪花穿過宇宙輕輕地落下，融入朦朧暗流，模糊了生與死的界限，與生者的世界一並消融。盛大的宴會終將化為幻影，一切終將逝去，生與死都將毫無差別地歸於虛無。
人生的帷幕緩緩落下。
[1]【愛爾蘭】詹姆斯·喬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第32頁
[2]同上，第37頁
[3]同上，第118頁
[4]同上，第230頁
[5]同上，第228頁
[6]同上，第254頁
[7]t同上，第201頁
[8]同上，第201頁
[9]同上，第201頁
[10]同上，第212頁
[11]同上，第214頁
[12]同上，第213頁
[13]同上，第231頁
[14]同上，第231頁
[15]【中國】臧克家，《有的人》
[16]【愛爾蘭】詹姆斯·喬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第243頁
[17]同上，第244頁
[18]【德】瓦爾特·本雅明，《講故事的人》
[19]【愛爾蘭】詹姆斯·喬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第228頁
[20]【德國】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310頁
[21]【愛爾蘭】詹姆斯·喬伊斯，《都柏林人》，王逢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4月第一版，第254頁
[22]【英國】威廉·莎士比亞，《麥克白》，朱生豪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五幕第五場